对于两种象棋棋子以及它们的不同有更为具体的比较说法：

将（帅）King，存亡的象征。中国象棋里的将(帅)等同于国际象棋里的王，虽然威力都不大，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棋子。它被吃掉就意味着一个朝廷的灭亡。所以对这两个棋种都有严密的防卫。中国象棋里安排了士相来守卫，而国际象棋里特定了一种叫作“易位”的走法，使它可以从中心兵家必争之地转为安全的侧翼。

国际特级大师古菲尔德曾经说过：“在开局阶段，王是一个婴儿；在中局阶段，王是一个小孩；在残局阶段，王则是一个成年人。”这充分说明了国际象棋里王的作战价值，在残局中人员所剩无几的时候，它可以四处作战的优势就显露出来。这与中国象棋的将(帅)不能走出“宫”的限制有了根本的区别。而且将、帅还不能见面，这一点也充分表现了中国的古国情，在古中国除了几个开国皇帝带兵打仗外，几乎所有皇帝都是闭门不出的。

后Queen，国际象棋中站在王旁边的棋子，它最初的走法仅相当于象棋中的士，到了1475年，浪漫的法国人将它威力骤增，横、竖、斜均可以走，最多可以控制1/3的战场。性别也变了，成了王的妻子。意大利称它为Robioso（狂暴的棋子），指其威力巨大。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在古西方的历史上，女权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王的统治屡见不鲜，著名的就有埃及女王、英国女王、丹麦女王、瑞典女王等等。但是尽管它是威力最大的棋子，说到底仍没有王重要。

而中国象棋里是没有“后”这个棋子，可以说整个中国封建历史就是一部“父权的历史”。将(帅)旁边是两个士，喻意我国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

车Rook。两个棋种中，唯一一个走法完全相同的子；最初国际象棋里的车也是“战车”的意思，与中国象棋一样。后来才被确认为城堡。

象Bishop，马Knight。国际象棋的象在最初是“战象”，然后改为“传令官”，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大，变为“教士”。它与中国象棋中的相(象)的区别是没有河界的阻隔。“相”是个文官，所以在中国象棋里它是不出门打仗的。

马horse，国际象棋的马与中国象棋中的马最大的区别是在行棋中不被蹩马脚。在走法上，国际象棋的要求比中国象棋的要求松得多，大概是西方当时的社会制度比中国封建的社会制度要宽松许多的缘故吧。中国的封建社会，朝廷忠奸难辨，官场腐败，勾心斗角，常常使用“绊马脚”的伎俩，纵使你是一匹良驹俊马，志在千里，但一旦被人使坏“绊了马脚”就动弹不得，只得老骥伏枥，无可奈何了，这种现象在中国象棋表现得淋漓尽致。

兵Pawn or soldier。无疑这在两个棋种中都是人数最多的子，站在最前方，用自己的身体保卫王朝，而且是只能冲锋不能后退的，在这点上中西方对士兵的要求都一样。

不同的是中国象棋中的小兵永远都只是一只小兵，最多在过河之后变得稍微厉害了一点。但国际象棋中的小兵就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勇敢地冲到底线将升格为除了王以外任意一子。这个规定也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最终才确定的。最初人们不愿接受一方有两个甚至多个后，这不就变成了一夫多妻了吗?但游戏毕竟是游戏，还要考虑到它的趣味性和逻辑性。兵的区别恰恰又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与西方“论功行赏”的传统。

关于炮cannon，国际象棋里是没有这个棋子的。有人认为象棋可能定型于炮战（北宋为开端）)流行之后，而国际象棋定型于出现炮以前。有人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含糊，而且在时间上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从两棋历史可以看出，象棋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定型的时间明显早于国际象棋。问题在于中西方对于火药的使用时间上是不同的。中国古代自从发明“火药”，便发展为火炮，唐朝甚至更早时便被用于军事。而火药在西方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大约15世纪才由阿拉伯人引入的，那时的国际象棋已基本定型。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象棋在发展过程中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完善，不断增添与人文社会更接近的东西。

1500年前的历史，中国的传统认为战争成败的因素，决定于人和物两种因素，所以在棋里有车、马、炮等棋子。而这个时期的古西方生产力低下，战争的成败更主要取决于各级将士的素质和表现，所以在国际象棋中更体现人的因素。在围棋和象棋的如何行棋中，围棋更能深入的运用兵书奇作《孙子兵法》，象棋则更适合运用《三十六计》；围棋讲究的是谋略，运筹帷幄，象棋讲究的是技巧，将计就计。